2021年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落地。一年以来，在线学科教育项目全面裁撤，线下教育机构大规模转型，一些小型校外学科教育机构逐渐从台前转入地下，充斥在电梯里的教育广告消失无踪，网上“不上某某课就会输在起跑线”的广告也消失殆尽。

(资料图)

如今一年过去，曾经拥挤的教育赛道基本已经无人问津，各大教育机构也开辟出了新方向，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探访发现，一些学科类教培机构并未偃旗息鼓。

坐满小学生的咖啡馆，校长亲自“放哨”

早上9点钟，吕毅准时在重庆南岸区融侨半岛金辉广场的13楼电梯间徘徊，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电梯间里观察每一个来到13层的人，如果发现可能是教育部门的检查人员，要立即通知里面的补课人员，转移教材与学生。

吕毅是一家名为“三境教育”的教培机构“老师”，尽管他并不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但应付目前的工作足够了。名义上吕毅被叫做“老师”，但在实际工作中，吕毅所做的事情能跟老师岗位挂钩的并不多，特别是这一年，吕毅的工作增加了门口站岗。

随着校外辅导机构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吕毅所在的“三境教育”就开始“退居幕后”，这个过程中，“三境教育”经过多次被查后终于登上了教委的“黑名单”。吕毅“站岗放哨”的日子也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三境教育”沙坪坝校区工商主体被重庆市教委列入违规名单受访者供图)

无论是突然关电闸、锁门，还是将教材通过消防通道搬运到天台，吕毅都经历过。吕毅自嘲道，“工作过程十分精彩，每天都像在做‘情报工作’，每天与检查‘斗智斗勇’。”

(违规教育机构教务人员每天都像做“情报工作” 受访者供图)

吕毅除了“站岗放哨”，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店。从外面看，这间叫做“book”的咖啡厅占了一整层楼，但其开放的区域却只有一百平米左右，通过一楼入口时会看到两个年轻人警觉地蹲在门口。吕毅说，其中一个是这个校区的校长，因为此前其他校区被查，这几天校长亲自下场“盯梢”。

咖啡厅所在的建筑只有三层，其中的业态也十分简单，除了三楼挂的是咖啡厅牌子，剩余两层的其他商铺大部分都是少儿培训机构，有些是艺术培训，有些则是少儿体能管理机构。楼梯的过道上，几乎挂满了这些教育机构曾经获得的荣誉、优秀教师的履历以及几张防疫规定。由于是暑假，每家机构门前都坐着不少家长。

位于三楼的“book咖啡”门前比较冷清，不时有端着一次性杯子的小朋友在里面走动。吕毅说，他们的业务开展比较隐蔽，前来咨询的家长都要有介绍人，或者是家长介绍家长，或者是机构教务人员联系来的。

记者以喝咖啡的名义进入，门前坐着三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穿着咖啡馆的围裙，另外两个在门前整理着纸质材料，他们看到记者进入，疑惑地打量了许久，并再三确认是否真的是来喝咖啡之后，才将记者带到一处角落坐下。

整层楼对外开放的面积并不大，目之所及处，整个咖啡馆中间的位置坐满学生模样的小朋友，吕毅说有一部分是在上一对一的课，有一部分是托管的。咖啡厅吧台旁边有一扇木门，后面就是吕毅说的主要上课地点之一。吕毅说，如果有检查人员前来，后面那部分就会迅速拉掉电闸，机构教务人员立即将教材收好藏在天台，然后将部分学生转移到前厅，每个老师带一两个学生坐在一张桌子上，以喝咖啡的名义应对检查。

吕毅告诉记者，整个咖啡馆里，只有记者一个人是喝咖啡的。“背后那一桌是咖啡馆的管理人员，左边那一桌是数学一对一，一对一旁边那三桌是托管的，来回走动不时坐下的是教务，你对面那几个一直喝白水的是等孩子下课的家长。下午人少，上午刚开课的时候，你不会有地方坐的。”

违规教育机构们的“游击战”

欢欢同样是“三境教育”的教务人员，她告诉记者，有时候工作就像打仗一样。随时关注着群里的消息，一有情况不对立即做出行动。

7月22日下午，欢欢就遇到突发状况，工作群中突然发出一张街边照片，照片中一位中年女士站在路边摊点，向咖啡馆方向张望。欢欢解释说，她脖子上挂着蓝色绳子，之前相关部门来联合检查时，脖子上挂的证件就是用的这种绳子。所以，当看到脖子上挂蓝色绳工牌的人员时，楼下“站岗”的同事就立即发出了消息。

接到消息，咖啡馆内坐在门口处的两名教务人员分别站起身对每一桌交待了几句。

最终只是虚惊一场，照片中的女人并没有到这边来，欢欢推测可能只是附近其他公司的人员，恰巧挂了同式样的工牌。

欢欢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值得这么准备。

“其实这里还不是学生最多的地点，马路对面那栋楼的D座才是主阵地，之前在A座，但A座被连锅端了。”欢欢告诉记者，咖啡馆这里主要还是托管服务，对面写字楼才是集中辅导上课的地方。

吕毅有时在这栋楼的13楼“盯梢”，这层楼的东北方向有一整排的场地，外面玻璃贴着不透光的黑膜，墙外写着“礼纳幼小衔接艺术中心”字样。靠近门口的玻璃门还贴着物业的空房巡查表，巡查表上显示，最近的巡查日期为7月6日，空置房一切正常。

吕毅就在这里来回转悠，不时装作打电话或是抽烟，看着消防通道与电梯是否有人过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探查发现，这栋楼内确实“别有洞天”。除了 13楼，这栋建筑6层以上几乎每层楼都有这样将玻璃遮住的房间，这些房间附近也都有类似吕毅这样的“盯梢”人员。欢欢说，这些都是附近其他教培机构的点，A栋有机构因违规被查后，又转移到了D栋，所以他们都很谨慎。不过最近检查力度似乎没有之前强了，“有些机构被查完后，把封条撕掉，又继续上课。”

这样的操作确实换到了足够“回报”。欢欢说，这一年她所在的教培机构收入几乎没受什么大的影响，其校区一共40人的团队，去年的收款数额达到一千万元。而据欢欢提供的今年上半年业绩表单可以看到，即使是有春节假期的2月，课消(预缴课时费消耗额)也接近50万元，多个月份的课消超过100万元，照此推测，今年的营业收入基本可以跟去年持平。

而曾经在K9机构任教，“双减”后从事K12教育的刘腾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他们这一学年的营收也非常好，粗略计算，课消也基本在千万级别，高考结束后的团建中，其校区为奖励大家，现场清空了20位老师的购物车。

“即使每天都有被查的风险，也愿意继续办下去，毕竟业务还是很好。”欢欢说，本来他们只有初中生的补课业务，但今年开始有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是否也能补小学课程。在暑假前，他们就应家长要求，开了小升初的辅导与托管服务。

买“真题”像“取真经”

这一年来，“双减”对于家长们的影响也开始显现。

记者在一个初中家长群中看到，不时有家长打听哪里还有学科类教培服务，询问其他家长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但群中无人响应。

不少家长确实不再购买学科类教培服务，但教培的需求却并未明显降低。

家住重庆南坪的果果去年刚上小学一年级，但上补习班这件事几乎是从果果记事开始就有了。上一年级前，果果一直在学而思学习幼小衔接的语言表达与奥数。这一年果果的课也从来没有落下，果果妈妈说：“还是可以补，不能明着来了，还是那些老师，不过没有再用过去的牌子，学费也稍微上涨了一点。”

还有一部分家长怕教育机构被查，让学费“打水漂”，只能另想他法。购买名校真题与答案解析成为一种低成本方式。但这种方式背后也藏着陷阱。

一位家住重庆沙坪坝区的家长方宁就告诉记者，很多卖真题的都是骗子。她就亲身经历过一次。有次活动以升学讲座为主题，邀请家长们到活动会场，主办方以保密为由，禁止所有人现场拍照录像。“现场还邀请了两个嘉宾，一个自称是某名校的招生办老师，一个自称是重庆市教委的工作人员。”

方宁说，现场基本没讲升学方面有用的内容，全程都在给家长灌输小升初考试题都来源于该学校真题的概念。演讲完毕后，主办方顺势就拿出了名为“历年真题”的出版物。“真题”一共四本，分为“一中系”“巴蜀系”“南开系”“育才系”(均为重庆市内名校)，“一本128块，四本500块。现场家长大概有50—80人，有一半购买了四本整套的。”

方宁当时便觉得有猫腻，与另一位家长合买了一本128块的。而买来的“真题”并没给答案，需要答案则要扫描“真题”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方宁添加了“真题”中提供的联系人，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一直推荐购买全套“真题”。直到三个月后，方宁才最终收到答案。

“‘真题’整体的质量也很低，真假难辨，并且里面的题有点乱七八糟，难易程度参差不齐，题型也没有明显划分。”方宁后来请教了一些教师朋友，这可能就是一般练习，而非所谓的“真题”。贩卖“真题”的生意由来已久，只是在“双减”政策落地后，“真题”承接了一部分校外学科类辅导的需求，在去年又流行起来。记者通过网购APP搜索发现，网上存在不少这方面的网店，仅以“重庆小升初真题”检索出的店铺中，月销售500+的网店比比皆是，最高的一家网店月销甚至达到3万+。

这些网店均重点标注“重庆发货”，一位购买过的家长告诉记者，他收货时特意看了发货地址，地址确实为网店中描述的某中学，但发货地址都是发件人主观填写，只要店家在该学校附近发快递，物流信息也看不出明显漏洞。该家长还表示，因为价格并不高，题目附带了答案与解析，且由正规出版社出版，所以也没有特别在意“真题”是不是真的。

谈及为何要刷题时，方宁说：“优质教育资源少，作为家长肯定想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她周围朋友的孩子，不少都是从四年级就开始竞考初中名校，有些孩子在四年级考了保底的初中后，继续在五年级、六年级去冲击名气更大的初中。这样的氛围让方宁不得不打消“躺平”的念头。

不少家长坦言，在小升初上大花心思，实际上是为了以后的中考，由于“普职分流”的出现，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进入普通高中就读，最终不得不读职业学校，而职业学校在不少家长眼中，就是“没出息”的代名词。一位家长反问记者，你会甘愿自己的孩子上职高吗？

于是有些机构与家长开始对中考这个环节动起了脑筋。

曾经在K9机构任教，“双减”后从事K12教育的刘腾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目前重庆范围内中考不允许复读，但这难不倒很多家长。在其辅导过的学生中，就流传过一个渠道——开假病历办理休学手续。

“初三一开学就办好假病历，考试如果感觉不好，就利用假病历以初三因病未完整上学的名义补办休学，借此重新上一年初三，达到复读的目的。”刘腾说，他们机构主要为高考艺考生提供课外辅导，这中间他辅导过的高一学生就有这样操作的。

有专人盯防违规教育机构

目前，东躲西藏的小培训机构成为监管要解决的新问题。

重庆市江北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一年经历了学科类教育机构转型、收取高额学费机构的跑路、对违规机构的查访等。“一年过去，我们教育监管工作者在不停思考，‘双减’应该怎么更好落地，教育如何让青少年更好地成长。这些思考也让我们看到对‘双减’的更多新理解。”

该负责人表示，在外界看来，“双减”在操作中面临挑战，大量家长有辅导需求，教育机构提供相应服务，两边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去打破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平衡，看起来确实有些难度。但实际上通过这一年政策的落地就会发现，教育机构高营收、高课消的背后，到处都是贩卖焦虑的身影，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与退费难的情况频发，不得不让教育工作者思考该如何规范。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是如何监督校外培训机构的？上述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双减”不是一阵风式行动，其实每个月都有固定巡查。除此之外，由于家长与机构之间存在“默契”，只要教育机构没“跑路”，举报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管理校外教培机构的主要方式是网格化管理，每个街道都有一个专管员来持续关注街道内的教育机构。

“因为街道专管员对自己所管辖的街道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他们熟知哪些地方、哪个时间不该出现学生，如果出现了多个学生摸样的人在某个地点进出，专管员就会提高警惕。如果发现确实有违规行为出现，专管员会联系区教委、工商所以及派出所人员一起联合上门查访。”

该负责人很谨慎地用了“查访”这个词而非执法，其表示，实际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执法权，而且由于现场不可能看到钱的来往，违规提供课外学科类教育服务的情况并不容易认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场一般都有大量未成年人，我们不可能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只能进行现场协调，以防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有派出所人员一起查访，也是为了防范因查访造成的突发情况，保证安全。”

该怎么缓解 “焦虑”？

学生心理状况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刘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辅导的学生中，不少都存在焦虑、压抑等亚健康的心理状况。“就今年高考前小半个月，我有个学生突然有一天就崩溃了，起因只是辅导老师布置了下午背单词的任务，晚上8点检查时她依然不会背。家长随口说了句‘下午不会没背吧’。这个学生当场就大哭起来，不停重复自己背了，一会又突然破口大骂，骂了父母，骂了老师。后面甚至逐渐语无伦次。”

刘腾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来补习的孩子要么是因为父母期望很高，要么是因为父母陪孩子时间少，对孩子的学习状况有很大的误判，很多都是父母把自己没能办到的事情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课外补习作为一种舒缓家长心理压力的方式，却将压力转嫁给了孩子。

江北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坦言，校外辅导确实给了不少学生压力，学生成绩与这些机构的业绩有时候是挂钩的。

在他看来，“现在学龄儿童的父母们都是经历过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的一辈人，他们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这个过程，周围的环境是市场化的，他们对投资与回报这一套十分熟悉，所以这一辈人但凡有点经济基础，用钱去换教育资源的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上述负责人认为，改变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容易，但目前教育行业依然是卖方市场，所以用标准规范卖方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阻断教育资源“焦虑”，仅靠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远远不够，上述负责人透露，教育资源的匹配才是目前的工作重点。劳动教育该如何融入现有的教育体系？“普职分流”的时间点是否过早？国内能否试点综合性高中？该负责人相信，这些问题的逐一解决将是缓解学生与家长们“焦虑”的根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吕毅、欢欢、刘腾、果果、方宁为化名)

标签： 中国经济周刊 主管部门 培训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