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汪曼云、章正范、李士群之间，不时有些酬酢往来。李每次外出见客，都要带上张鲁，可是张总是另行坐开，从不与李同桌吃饭。原来是李士群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让张鲁担任警戒任务。大西路67号有汽车间，在大门内的院子尽头，里面经常停放着一辆汽车。除下雨外，汽车间的门早晚都是敞开着的，李士群出门都是临时雇车，从未坐过自己的汽车。

汪曼云问其缘故，他说：这是一种隐蔽手法。汽车停放在停车间，表示车主人在家里，并未外出，使外人无从捉摸其行踪。有时汪曼云或章正范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也从未接受。这说明李士群对汪、章两人的信任，还有一定限度的。李士群自做了汉奸后，天天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虽然找到67号这幢保险房子，并通过汪曼云代他向各方面疏通，但总觉得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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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时蒋介石在上海的特务系统，一为中统，一为军统。李士群本人是中统特务出身，对中统的情况比较熟悉，况且唐惠民虽也在帮他搞情报，但仍未脱离中统系统。要是中统对他有什么举动，还能事先得到一些线索，可以预作应付。但军统方面，他却一点路子都没有。虽然刚刚勾结上汪曼云，但汪只是因杜月笙的关系才与军统在上海的上层分子有些接触，并无组织或工作关系，军统如对李士群有什么举动，汪不可能预先知道；而况汪曼云本身属于CC派，军统对汪毕竟有些顾忌。

因之，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安全，仍然是难以保障的。如果能够直接与杜月笙发生关系，安全问题就会更有保障。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他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14年）8月22日（阴历7月15日），从小混迹于上海滩，后与著名大流氓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兄弟，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三人狼狈为奸，买卖鸦片开设赌场，并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成为上海滩上无人敢碰的恶势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与黄、张等人受蒋介石的指使，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而为蒋介石看中，先后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是拜把子弟兄。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力支持戴笠组建苏浙行动总队（后改名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逃亡香港，但他在上海滩仍留有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月笙的潜在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与杜月笙拉关系。

“欲取先予”，这是李士群的处世哲学。以李士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想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套近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见面礼”是不行的。正当李士群为此事犯愁的时候，一天，日本方面送给他一份材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它是由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长张师石写的。而这份材料，对李来说，正是天假其缘，是大有用处的，于是约汪曼云会晤。

汪曼云与章正范到了67号，李士群一见面便装作气愤地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李便把手里那份厚厚的材料递给汪曼云。

李接着又说：“我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卖友行径，所以才不管他与你们的关系怎样，我把他的衣裳剥掉，给你看看。”

这份材料很厚，当然不可能仔细地从头看起，汪曼云与章正范先后翻了一翻小标题，粗略地看了看内容，这份材料介绍了杜月笙的出身，法租界烟赌业和杜的关系，杜与上海地方协会以及杜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徐采丞、杨志雄、杨管北的关系等等，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一批人，如金廷荪、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王先青、吴绍澍、徐懋棠、章荣初、徐大统、万墨林等的情况。这份材料还特别强调了杜与戴笠的关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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